《杂阿含经》是汉文大藏经中所保存的“四部阿含”之一，共五十卷，南朝宋时印度来华僧人求那跋陀罗译，收有一千三百六十二部小经。
两汉之际，佛教开始传入中国。汉明帝时，曾派人去大月氏抄写佛经四十二章。这《四十二章经》不是一部独立的佛经，是辑录阿含经要点的“经抄”，其中第六章、第七章均见《杂阿含经》卷四十二，第十七章见《杂阿含经》卷三十四，第二十六章见《杂阿含经》卷四十三，第三十三章见《杂阿含经》卷九，但《四十二章经》的文字，比《杂阿含经》的原文要简略。
《杂阿含经》的单品经传入中国颇早。从汉末至晋末的佛经翻译家如安世高、竺法护等都相继地翻译过。在求那跋陀罗之前，还有三秦时代（公元三五○－四三一年）译出的《别译杂阿含经》十六卷，共收入三百六十四部小经。
南朝宋元嘉十二年（公元四三五年），印度僧人求那跋陀罗经过狮子国（今斯里兰卡），泛海至广州，住在云峰寺。广州剌史车朗报告宋文帝，宋文帝于是派人迎至南京，安住在祗洹寺。求那跋陀罗根据法显从印度带回来的梵文原本，召集义学诸僧译出《杂阿含经》五十卷，后又译出佛经十余部。求那跋陀罗本属婆罗门种姓，因读《杂阿毗昙心论》而改信佛法。出家后学习小乘与大乘教义，尤精大乘佛学，时人尊称他为摩诃衍（大乘和尚）。求那跋陀罗的翻译比较质直，但不失原意。所以法慈说他“又谨传译，字句虽质而理妙渊博”。（见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九《胜?经序》）
即使在五十卷本《杂阿含经》译出之后，直至宋代，《杂阿含经》的一些单品小经仍被一再地重译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有35种之多，译者有玄奘、义净、施护等人。相对于这些单品小经而言，五十卷本也被称为《大本阿含》。
《杂阿含经》的全部梵本已佚。近年在新疆发现的零星梵本与《杂阿含经》个别经文相同的有十一种。《杂阿含经》与南传巴利文本《相应部》相对勘，约有三分之一相同，其余同于巴利文本《增支部》者约一百二十种，同于巴利文本《中部》者约二十种。此外，在西藏文大藏经中相当《杂阿含经》的零经亦有十一种。
十九世纪末，日本留学欧洲的学者接触到南传巴利语佛教圣典——“五（部）尼柯耶”，对照北传汉译“四部阿含”，参照从十八世纪末以来欧洲学者研究印度、中亚细亚等地手抄经典的成果，了解到“四部阿含”与“五（部）尼柯耶”是原始佛教、部派佛教时期公认的佛教圣典，是佛陀根本思想以及言行的最早记录。
汉译“四部阿含”价值的重新肯定，其重要性要超过“五（部）尼柯耶”，这是因为汉译“四部阿含”不是一人传译的，也不是同一部派的圣典，所以研究起来，虽没有巴利语本的便利，然而也就因为如此，对于组织的次第、经文的具缺、文句的出入，在比较研究上，不同部派的圣典，有其独特的参考价值。
由于《杂阿含经》译于南朝宋元嘉年间，至宋代的雕版印刷，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。长期的辗转抄写，不仅卷次混乱，字句也不免有讹误。于是对汉译《杂阿含经》的整理，由西方学者开始，日本学者后来居上，中国的学者也不甘落后。1908年，日本人姊崎正治对勘巴利文、汉文“四部阿含”，认为《杂阿含经》应当分为八诵六十二部，但其说出自假定，缺乏根据。1924年，中国的佛教学者吕?从唐译《瑜伽师地论》中探索到《杂阿含经》佛说九事（指有情事、受用事、生起事等）而编辑的体例，又从唐译《瑜伽师地论》后十四卷中发现了《杂阿含经》的本母（指可据以发挥的要旨），并根据它对《杂阿含经》逐一加以订正，调整了段落次第，刊定《杂阿含经》为四分十诵：一、五取蕴六处因缘相应分有六诵，即五取蕴诵、六处诵、缘起诵、食诵、谛诵、界诵；二、佛弟子所说佛所说分有二诵，即佛弟子所说诵、佛所说诵；三、道品分为念住诵；四、结集分为八众诵。并改正写刻本的卷次，使得其文可读，其义可详。
一九八三年，印顺法师出版了《杂阿含经论会编》，字数逾百万。该书根据《瑜伽师地论·摄事分》中所引《杂阿含经》的经文，与汉译《杂阿含经》的经文会编、对勘，将《杂阿含经》分为五阴诵、六入处诵、杂因诵、道品诵、八众诵、弟子所说诵、如来所说诵。此后台湾佛光出版社又出版了《杂阿含经》，则分为五阴诵、六入处诵、杂因诵、道品诵、八众诵，收入《佛光大藏经·阿含藏》。
作为佛教圣典的《杂阿含经》，自20世纪初以来，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重视，对这部经典的整理和研究，还将继续深入下去。在梵文本《杂阿含经》已佚的情况下，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结晶的汉译《杂阿含经》，既保存了印度文化，也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光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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